教化与经济 中
同时,农业也在不断发展。
明朝中期开始,一年二熟的水稻——春花作物轮作技术,开始在江南推广。至清朝中期,已经推广到整个江南地区。
现在有个流行的说法,叫“内卷化”,认为在农业时代后期(明清),随着人口的增多,人均土地减少,通过精耕细作,对土地增加的投入,与得到的收益不成正比。但这个理论并不适用于现实中的中国。
明清时期的农业技术提升和精耕细作的进一步发展,带来的是更高的效率,同时把更多的劳动力从田地中解放出来。按现代学者计算,相对于技术尚不成熟的明朝后期,到清朝中期,每个劳动力每工作日的产值,从1.7斗提升到了2.1斗,提升大约23%,扣除生产成本,每个劳动力每工作日的产值,提升可以达到40%(《“男耕女织”与“妇女半边天”角色的形成:明清江南农家妇女劳动问题探讨之二》)。
更多的劳动力也随之可以从事其他生产。在明末,4~5个农民充分就业,多出来的产出,才能养活另一个劳动者。而清朝中期,1~2个人就可以了。(《明清时代农业中等级性雇佣劳动向非等级雇佣劳动的过渡》)
(内卷化是观察爪哇岛农业总结出来的,用以论证中国的停滞——和上面黑格尔那些一样,对论证中国的停滞特别执着……
且不说爪哇岛跟中国到底有多少共同点,人家原本那个观察结果,反而是精耕细作并没有导致爪哇的技术停滞和收入下降。结果论证到中国头上,这个概念居然凭空反过来了。而最后,居然还火了,在各种完全不相关的领域被人滥用。
回头一看,这整个事都莫名其妙的……)
农业和棉纺织业,共同发展,互相推动,最后实现了新的分工模式。
原有的工作模式,是农忙时,农夫农妇一起下田劳动。农闲时(一熟制下,可以长达半年),农夫农妇又一起从事手工业。
而技术发展起来之后,是农夫一直都在种田,农妇一直都在纺织了。双方当然也会参与一些辅助劳动,比如农忙的时候妇人会帮忙处置一些轻体力劳动,农闲的时候(两熟制也有农闲)农夫会帮忙给纺织打下手。但整体上,从明朝中后期开始,职业化的趋势已经很明显了。
而且,职业化的程度,和发展水平似乎是成正比的。
农业方面,雇佣劳动和专业技术工匠的比例在增加,一些人不再从事整套田间劳动,而是专门负责某一方面,进而成为了专门负责水利、专门提供畜力之类的承包工匠。
纺织业也是如此。更高的专业化、严密的分工和高度的商品化,是相辅相成的。一般来说,纺纱者从供应商(花行)处购买原棉,将成品纱卖给中介(纱店),纱店再卖给织布者,织布者按照加工商(布号)的质量标准和布料送达时间来规划生产,将成品送交各主要产布村落中的布号分号,再汇集棉布送交城市中的染色、踹压工坊,完成最后的加工。每一步都有专门的人来进行。
而棉纺织的生产效率也在提高,尤其对于妇女而言。现代学者计算发现,在清朝中后期,一个从事棉纺织的妇女,每个劳动日的平均收入,已经达到了农夫日收入的80%。而如果从事农业,即使在20世纪,也只能达到30%~60%。因此,妇女也纷纷退出田地耕作,专业从事纺织。
到乾隆后期,农家妇女已经完全脱离耕种,连车水、送饭这种辅助工作,都不再参与,整日就在织机上忙碌,甚至有人白天都嫌不够,要通宵达旦,加班加点工作。
太平天国与清军的战争,对江南造成了很大破坏,人口也减少了。战后,妇女开始参与种植棉花之类的工作。不过整体上,依然是以纺织为核心,而且也有个恢复的过程。
这种情况下,才算是真正形成了“男耕女织”的局面。它不是小农经济保守落后的产物,反而是技术进步和商业发展的结果。也不是人口增长、社会停滞所致,是为了更高效地生产而主动进行的分工。
(当然,男女都去当织工也是很常见的。男性到底当织工还是当农夫赚钱,可能得看具体情况。比如当地的肥沃程度和自己哪方面技术更强等,不好一概而论。)
到清朝后期,从事耕作的农夫,每年工作大约305天左右。而从事棉纺织业的农妇,平均一年有200多天在织机上工作。这个时间长度,已经比较“职业化”了。(《江南土布史》)
(同样对比之前那个人民公社时期数据,作为理想标准参考,人民公社时期,农村妇女参加农田劳动,一年工作约250天)
为了对比,研究者还找了人民公社时期,松江县妇女的劳动报酬记录,作为对比。这个时期,人们极为重视妇女的社会、经济地位,追求男女在生产力上的平等,要求同工同酬,因此可以当做一个标杆来对比。而在这种条件下,从事相同农业生产的妇女,每日报酬也只能达到男子的
清朝那个数据是纺织业和农业的跨行业对比,所以这个比较不太公平。不过这个也只是为了参考一下,因为那时候的职业也单一的多。和作为农业社会基干的男性农民对比,大概能看出收入的相对水平。
而考虑全年收入的话,按当代研究者计算,工作200天的报酬换算成粮食,可以供1.5个丁壮吃一年。如果为了生计所迫,拼命加班,一年工作360天,则可以供养2.8个人。
乾隆时期,清朝人自己的说法,也是如此。按当时官员奏折里的记录,纺织从业者“一人一日之力,其能者可食三人,次亦可食二人。”
在布价比较高的时候,织妇的收入甚至比农夫都高。在贸易兴盛期,双方都干满全年的情况下,受雇织布的妇女,工资能比从事农耕的长工高出
纺织业的发展,吸引了大量劳动力。
明朝后期,棉纺织业在江南已经相当繁荣。明末,江南纺织业的产值已经达到了总体经济的七成以上,一些原本不适合耕种粮食的地区也变得富足起来。
利玛窦记录说,上海县城和郊区,30万人口中,有20万人从事纺织。几乎全县的劳动力都投入了这个产业。葡萄牙传教士鲁德昭记录,当时上海周边有棉织机20万台,仅此一县每年向皇帝缴纳的赋税,就相当于45万杜卡特。棉纺织业的发展使得上海成为新的手工业与贸易中心,万历年间就已经十分出名,号称“小苏州”。
(不过苏州主要是丝织业,因为这时候丝织业主要以繁华的大城市为中心。明朝后期世界真正的棉纺织中心还不在中国,而在印度。
只1684年,印度就向欧洲出口了上百万件棉布服装。莫卧儿帝国控制了全世界1/4的纺织品贸易,孟加拉和孟买应该才是当时最大的棉纺织中心。其实硬要起外号的话,应该叫“小孟买”才对)
而按现代学者的计算,明代后期有至少170~340万妇女从事纺织,每年产出棉布6000万匹,其中1500~2000万匹输出了本地,进入长途贸易。(《明清江南早期工业化社会的形成与发展》)这是个什么概念呢……如果都按照鲁德昭记录的比例,那么只江南八府的棉纺织税收(仅限女工),就顶半个极盛时期的西班牙(本土+此时被兼并的葡萄牙+西西里、教皇领地等+全球殖民地……)全部的财政收入,或者整个法国的财政收入。
这些产出已经不止满足国内需求,还大量出口。万历年间,松江棉布大量出口到吕宋岛。菲律宾的西班牙总督发现,当地居民已经不再织布,即使总督命令他们从事纺织业,以抵制中国棉布倾销造成的财富外流,也无济于事。
到清朝中期,有至少300~570万妇女从事纺织,每年产出棉布一亿匹,其中4000万匹输出了本地,进入长途贸易。出口的商业棉布,也在增长。
江南地区的高档棉布以“南京布”、“紫花布”闻名。18世纪末开始,欧洲对中国纺织品的需求日益增加,这种棉布大量出口。到19世纪一二十年代,达到了巅峰,最多的一年,英、法、荷等欧洲国家,共计采购330万匹。而其他国家,每年要采购共计110万匹左右。另一个出口对象是美国,这段时间,美国商船每年也要采购120万匹。
生产的迅速增加,导致了原材料的不足。
在明朝后期,棉纺织业已经扩散到全国四分之三的地区,广泛增长的需求导致国内的棉花产量也开始不足,因此,进口棉花就成了另一个选择。到清朝中后期,海外贸易日渐发达,进口棉花数量急剧增长。
不过这个时候,进口棉花也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。此时正值英国工业革命成熟阶段,1800年,英国棉织品出口额占据其出口总额的25%,1828年达到出口总值的一半。棉布成为人类史上的第一个全球化商品,棉纺织业成为英国工业的中坚。
由于本土不适合种植棉花,英国的棉花原料就基本都依赖进口。1764年,英国进口棉花总量是400万磅,1801年已经达到5600万磅,其中大部分来自美国。因为此时印度棉花主要出口对象,是清朝。
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,广东海关每年平均从印度进口约2700万斤(约3600万磅)的棉。到18世纪末,印度——广东的棉花贸易量,已经超过英美棉花贸易量。(作为交换,印度主要进口中国的糖。出口总量不能确定,但已知在1792年,东印度公司就买走了260万斤的白糖和107万斤的冰糖)
由于技术推广和改进,棉花缺口和进口数量一直在不断增加。因为清朝纺织业不是那种纯手搓的“手工业”,机械设备的使用率一直很高。商业化提升和技术改进实际上就没停过,其中也包括引入西洋机器。在鸦..片战争之前,进口贸易就已经很发达了。
到了1831-1833年,每年进口的印度棉花总量,上升到4300万斤(5700多万磅)。这一时期,由于英国棉纱产量暴增,棉纱成本下降,进口开始增加。这种变化最直接的结果,是江南地区一些从事纺纱的女工开始转向织布,但纺织业反而更兴盛了。
鸦..片战争之后,进口棉花和棉纱客观上更容易了,不过这个时候,棉纱的量和棉花还是没法比的。
而进口原料的增加,压低了棉布的成本,使得进口棉布遭到了打击。
1845-1855年的10年间,英国出口给中国的棉纱,由260万镑上升到290万镑,增幅不到10%,而进口英国棉布则由310万匹下降到了200万匹,减少
仅就上海一地,1846年的进口货值较前一年下降13%,1847年又减少了5.4%,1848年更大幅度地下降了20.1%,以后虽有回升,但极不稳定,一直到1854年还没有恢复到1845年的水平。(《上海开埠初期对外贸易研究》)
1844年,有英国人把福建产棉布的各种质地样品,标明每一种的价格,送回英国。然而按照所标的价格,曼彻斯特的工厂也做不出来。而福建还不算当时最发达的地方(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》)。
像教科书里引用的,洋布价格只有土布三分之一的资料,其实是1846年发生的。英国商人在鸦..片战争之后,错误估计市场,很多人盲目跟风,结果导致运来的棉布大量积压。囤积了几年之后,被迫用极低价格抛售,以求尽快脱手止损。这种行为冲击了市场,引起了江南乡绅们的警惕和不满,所以才有这种记录。
而其他国家就更加无力。到1850年,美国驻厦门领事向国内汇报,大批的美国床单、衬衣布、斜纹布发生积压,卖不出合适的价钱。(《美国公文汇编》第一辑)
而由于技术提高和原料充足,江南妇女的工作更加职业化。到1860年,织妇每年从事纺织工作的平均时间,已经增长到了265天。
太平天国之后,纺织业受到了打击,但直到1880~1890年代,依然有很强的生命力。这时候的高端布料还在出口英国,民间纺织也依然在进行。
19世纪末,常熟农村织妇每年平均纺织时间依然有168天;20世纪初,江南农村织妇平均工作时间达到每年180天,在比较繁华的上海近郊,达到每年200天。
这一时期,机器纺织厂已经进入中国,在各大城市普及开。但乡村妇女从事纺织,依然有利可图。直到1920年,江南土布纺织业已经临近末日,一个农村织妇每年纺纱依然可以收入50~60元,而她丈夫去工厂做工,一年只有36元。
纺织业的终结,是在1920年代后期到1930年代。
美国经济学家卜凯的调查发现,1920年代末,曾经是织造业中心的江宁县,妇女从事的劳动总量降到了0~4.62%,在武进县只有1%,妇女从事蚕桑和纺织的记录相当有限,几乎脱离了生产劳动。在嘉兴县,妇女占劳动力总量的42%,而在大田农作中,妇女劳动的比例是41.8%,可见妇女已经几乎完全脱离纺织业,又回到了男女共同耕田的模式。只有蚕桑业发达的长兴、吴兴,妇女养蚕的行业还存在,借此保持了30%多的劳动总量。
这个下降是非常夸张的,说明当地所有能吸收妇女就业的产业,从农村家庭手工业,到乡村作坊,到新式机器工厂,全都垮掉了。从业妇女近乎完全失业,只能从事最低端的原料生产。哪怕太平天国时期的拉锯战,和清军的屠杀,都没能造成这么严重的破坏。
至1930年代前中期,前后持续六七百年的江南本土纺织业基本毁灭,对妇女的影响也就此结束。
纵观整个发展史,就不难理解,为什么清朝官府和礼教,对待妇女的态度显得十分矛盾。也能理解,为什么说明清时期,礼教约束加深的背后,反而是个看待妇女的态度,再次出现变化和演进的阶段。因为这些问题,说到底都得看利益关系,都能从经济上找到依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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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朝中期开始,一年二熟的水稻——春花作物轮作技术,开始在江南推广。至清朝中期,已经推广到整个江南地区。
现在有个流行的说法,叫“内卷化”,认为在农业时代后期(明清),随着人口的增多,人均土地减少,通过精耕细作,对土地增加的投入,与得到的收益不成正比。但这个理论并不适用于现实中的中国。
明清时期的农业技术提升和精耕细作的进一步发展,带来的是更高的效率,同时把更多的劳动力从田地中解放出来。按现代学者计算,相对于技术尚不成熟的明朝后期,到清朝中期,每个劳动力每工作日的产值,从1.7斗提升到了2.1斗,提升大约23%,扣除生产成本,每个劳动力每工作日的产值,提升可以达到40%(《“男耕女织”与“妇女半边天”角色的形成:明清江南农家妇女劳动问题探讨之二》)。
更多的劳动力也随之可以从事其他生产。在明末,4~5个农民充分就业,多出来的产出,才能养活另一个劳动者。而清朝中期,1~2个人就可以了。(《明清时代农业中等级性雇佣劳动向非等级雇佣劳动的过渡》)
(内卷化是观察爪哇岛农业总结出来的,用以论证中国的停滞——和上面黑格尔那些一样,对论证中国的停滞特别执着……
且不说爪哇岛跟中国到底有多少共同点,人家原本那个观察结果,反而是精耕细作并没有导致爪哇的技术停滞和收入下降。结果论证到中国头上,这个概念居然凭空反过来了。而最后,居然还火了,在各种完全不相关的领域被人滥用。
回头一看,这整个事都莫名其妙的……)
农业和棉纺织业,共同发展,互相推动,最后实现了新的分工模式。
原有的工作模式,是农忙时,农夫农妇一起下田劳动。农闲时(一熟制下,可以长达半年),农夫农妇又一起从事手工业。
而技术发展起来之后,是农夫一直都在种田,农妇一直都在纺织了。双方当然也会参与一些辅助劳动,比如农忙的时候妇人会帮忙处置一些轻体力劳动,农闲的时候(两熟制也有农闲)农夫会帮忙给纺织打下手。但整体上,从明朝中后期开始,职业化的趋势已经很明显了。
而且,职业化的程度,和发展水平似乎是成正比的。
农业方面,雇佣劳动和专业技术工匠的比例在增加,一些人不再从事整套田间劳动,而是专门负责某一方面,进而成为了专门负责水利、专门提供畜力之类的承包工匠。
纺织业也是如此。更高的专业化、严密的分工和高度的商品化,是相辅相成的。一般来说,纺纱者从供应商(花行)处购买原棉,将成品纱卖给中介(纱店),纱店再卖给织布者,织布者按照加工商(布号)的质量标准和布料送达时间来规划生产,将成品送交各主要产布村落中的布号分号,再汇集棉布送交城市中的染色、踹压工坊,完成最后的加工。每一步都有专门的人来进行。
而棉纺织的生产效率也在提高,尤其对于妇女而言。现代学者计算发现,在清朝中后期,一个从事棉纺织的妇女,每个劳动日的平均收入,已经达到了农夫日收入的80%。而如果从事农业,即使在20世纪,也只能达到30%~60%。因此,妇女也纷纷退出田地耕作,专业从事纺织。
到乾隆后期,农家妇女已经完全脱离耕种,连车水、送饭这种辅助工作,都不再参与,整日就在织机上忙碌,甚至有人白天都嫌不够,要通宵达旦,加班加点工作。
太平天国与清军的战争,对江南造成了很大破坏,人口也减少了。战后,妇女开始参与种植棉花之类的工作。不过整体上,依然是以纺织为核心,而且也有个恢复的过程。
这种情况下,才算是真正形成了“男耕女织”的局面。它不是小农经济保守落后的产物,反而是技术进步和商业发展的结果。也不是人口增长、社会停滞所致,是为了更高效地生产而主动进行的分工。
(当然,男女都去当织工也是很常见的。男性到底当织工还是当农夫赚钱,可能得看具体情况。比如当地的肥沃程度和自己哪方面技术更强等,不好一概而论。)
到清朝后期,从事耕作的农夫,每年工作大约305天左右。而从事棉纺织业的农妇,平均一年有200多天在织机上工作。这个时间长度,已经比较“职业化”了。(《江南土布史》)
(同样对比之前那个人民公社时期数据,作为理想标准参考,人民公社时期,农村妇女参加农田劳动,一年工作约250天)
为了对比,研究者还找了人民公社时期,松江县妇女的劳动报酬记录,作为对比。这个时期,人们极为重视妇女的社会、经济地位,追求男女在生产力上的平等,要求同工同酬,因此可以当做一个标杆来对比。而在这种条件下,从事相同农业生产的妇女,每日报酬也只能达到男子的
清朝那个数据是纺织业和农业的跨行业对比,所以这个比较不太公平。不过这个也只是为了参考一下,因为那时候的职业也单一的多。和作为农业社会基干的男性农民对比,大概能看出收入的相对水平。
而考虑全年收入的话,按当代研究者计算,工作200天的报酬换算成粮食,可以供1.5个丁壮吃一年。如果为了生计所迫,拼命加班,一年工作360天,则可以供养2.8个人。
乾隆时期,清朝人自己的说法,也是如此。按当时官员奏折里的记录,纺织从业者“一人一日之力,其能者可食三人,次亦可食二人。”
在布价比较高的时候,织妇的收入甚至比农夫都高。在贸易兴盛期,双方都干满全年的情况下,受雇织布的妇女,工资能比从事农耕的长工高出
纺织业的发展,吸引了大量劳动力。
明朝后期,棉纺织业在江南已经相当繁荣。明末,江南纺织业的产值已经达到了总体经济的七成以上,一些原本不适合耕种粮食的地区也变得富足起来。
利玛窦记录说,上海县城和郊区,30万人口中,有20万人从事纺织。几乎全县的劳动力都投入了这个产业。葡萄牙传教士鲁德昭记录,当时上海周边有棉织机20万台,仅此一县每年向皇帝缴纳的赋税,就相当于45万杜卡特。棉纺织业的发展使得上海成为新的手工业与贸易中心,万历年间就已经十分出名,号称“小苏州”。
(不过苏州主要是丝织业,因为这时候丝织业主要以繁华的大城市为中心。明朝后期世界真正的棉纺织中心还不在中国,而在印度。
只1684年,印度就向欧洲出口了上百万件棉布服装。莫卧儿帝国控制了全世界1/4的纺织品贸易,孟加拉和孟买应该才是当时最大的棉纺织中心。其实硬要起外号的话,应该叫“小孟买”才对)
而按现代学者的计算,明代后期有至少170~340万妇女从事纺织,每年产出棉布6000万匹,其中1500~2000万匹输出了本地,进入长途贸易。(《明清江南早期工业化社会的形成与发展》)这是个什么概念呢……如果都按照鲁德昭记录的比例,那么只江南八府的棉纺织税收(仅限女工),就顶半个极盛时期的西班牙(本土+此时被兼并的葡萄牙+西西里、教皇领地等+全球殖民地……)全部的财政收入,或者整个法国的财政收入。
这些产出已经不止满足国内需求,还大量出口。万历年间,松江棉布大量出口到吕宋岛。菲律宾的西班牙总督发现,当地居民已经不再织布,即使总督命令他们从事纺织业,以抵制中国棉布倾销造成的财富外流,也无济于事。
到清朝中期,有至少300~570万妇女从事纺织,每年产出棉布一亿匹,其中4000万匹输出了本地,进入长途贸易。出口的商业棉布,也在增长。
江南地区的高档棉布以“南京布”、“紫花布”闻名。18世纪末开始,欧洲对中国纺织品的需求日益增加,这种棉布大量出口。到19世纪一二十年代,达到了巅峰,最多的一年,英、法、荷等欧洲国家,共计采购330万匹。而其他国家,每年要采购共计110万匹左右。另一个出口对象是美国,这段时间,美国商船每年也要采购120万匹。
生产的迅速增加,导致了原材料的不足。
在明朝后期,棉纺织业已经扩散到全国四分之三的地区,广泛增长的需求导致国内的棉花产量也开始不足,因此,进口棉花就成了另一个选择。到清朝中后期,海外贸易日渐发达,进口棉花数量急剧增长。
不过这个时候,进口棉花也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。此时正值英国工业革命成熟阶段,1800年,英国棉织品出口额占据其出口总额的25%,1828年达到出口总值的一半。棉布成为人类史上的第一个全球化商品,棉纺织业成为英国工业的中坚。
由于本土不适合种植棉花,英国的棉花原料就基本都依赖进口。1764年,英国进口棉花总量是400万磅,1801年已经达到5600万磅,其中大部分来自美国。因为此时印度棉花主要出口对象,是清朝。
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,广东海关每年平均从印度进口约2700万斤(约3600万磅)的棉。到18世纪末,印度——广东的棉花贸易量,已经超过英美棉花贸易量。(作为交换,印度主要进口中国的糖。出口总量不能确定,但已知在1792年,东印度公司就买走了260万斤的白糖和107万斤的冰糖)
由于技术推广和改进,棉花缺口和进口数量一直在不断增加。因为清朝纺织业不是那种纯手搓的“手工业”,机械设备的使用率一直很高。商业化提升和技术改进实际上就没停过,其中也包括引入西洋机器。在鸦..片战争之前,进口贸易就已经很发达了。
到了1831-1833年,每年进口的印度棉花总量,上升到4300万斤(5700多万磅)。这一时期,由于英国棉纱产量暴增,棉纱成本下降,进口开始增加。这种变化最直接的结果,是江南地区一些从事纺纱的女工开始转向织布,但纺织业反而更兴盛了。
鸦..片战争之后,进口棉花和棉纱客观上更容易了,不过这个时候,棉纱的量和棉花还是没法比的。
而进口原料的增加,压低了棉布的成本,使得进口棉布遭到了打击。
1845-1855年的10年间,英国出口给中国的棉纱,由260万镑上升到290万镑,增幅不到10%,而进口英国棉布则由310万匹下降到了200万匹,减少
仅就上海一地,1846年的进口货值较前一年下降13%,1847年又减少了5.4%,1848年更大幅度地下降了20.1%,以后虽有回升,但极不稳定,一直到1854年还没有恢复到1845年的水平。(《上海开埠初期对外贸易研究》)
1844年,有英国人把福建产棉布的各种质地样品,标明每一种的价格,送回英国。然而按照所标的价格,曼彻斯特的工厂也做不出来。而福建还不算当时最发达的地方(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》)。
像教科书里引用的,洋布价格只有土布三分之一的资料,其实是1846年发生的。英国商人在鸦..片战争之后,错误估计市场,很多人盲目跟风,结果导致运来的棉布大量积压。囤积了几年之后,被迫用极低价格抛售,以求尽快脱手止损。这种行为冲击了市场,引起了江南乡绅们的警惕和不满,所以才有这种记录。
而其他国家就更加无力。到1850年,美国驻厦门领事向国内汇报,大批的美国床单、衬衣布、斜纹布发生积压,卖不出合适的价钱。(《美国公文汇编》第一辑)
而由于技术提高和原料充足,江南妇女的工作更加职业化。到1860年,织妇每年从事纺织工作的平均时间,已经增长到了265天。
太平天国之后,纺织业受到了打击,但直到1880~1890年代,依然有很强的生命力。这时候的高端布料还在出口英国,民间纺织也依然在进行。
19世纪末,常熟农村织妇每年平均纺织时间依然有168天;20世纪初,江南农村织妇平均工作时间达到每年180天,在比较繁华的上海近郊,达到每年200天。
这一时期,机器纺织厂已经进入中国,在各大城市普及开。但乡村妇女从事纺织,依然有利可图。直到1920年,江南土布纺织业已经临近末日,一个农村织妇每年纺纱依然可以收入50~60元,而她丈夫去工厂做工,一年只有36元。
纺织业的终结,是在1920年代后期到1930年代。
美国经济学家卜凯的调查发现,1920年代末,曾经是织造业中心的江宁县,妇女从事的劳动总量降到了0~4.62%,在武进县只有1%,妇女从事蚕桑和纺织的记录相当有限,几乎脱离了生产劳动。在嘉兴县,妇女占劳动力总量的42%,而在大田农作中,妇女劳动的比例是41.8%,可见妇女已经几乎完全脱离纺织业,又回到了男女共同耕田的模式。只有蚕桑业发达的长兴、吴兴,妇女养蚕的行业还存在,借此保持了30%多的劳动总量。
这个下降是非常夸张的,说明当地所有能吸收妇女就业的产业,从农村家庭手工业,到乡村作坊,到新式机器工厂,全都垮掉了。从业妇女近乎完全失业,只能从事最低端的原料生产。哪怕太平天国时期的拉锯战,和清军的屠杀,都没能造成这么严重的破坏。
至1930年代前中期,前后持续六七百年的江南本土纺织业基本毁灭,对妇女的影响也就此结束。
纵观整个发展史,就不难理解,为什么清朝官府和礼教,对待妇女的态度显得十分矛盾。也能理解,为什么说明清时期,礼教约束加深的背后,反而是个看待妇女的态度,再次出现变化和演进的阶段。因为这些问题,说到底都得看利益关系,都能从经济上找到依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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