资料补全
之前说过,有些资料怕写进去会被炸掉,牵连主干部分,就单独整理放出来了。
前面那几章我发现,写美国真实权力结构和合法性结构的部分,比写tg的都容易炸,也是很迷……
反对者对湖南大经师的研究,和神学对其的批判:
之前在查阅资料的时候,看到了不少对湖南大经师各种尝试的研究。
在港台和海外华人学者中,这类研究很早就是个显学了,大陆这边也有人跟进。这些研究有他们固定的视角,不过有一些研究的结果,其实是有点意思的。
对他们的研究进行研究归类,能看出来这些人的套路和逻辑基础,乃至看出我们这边会“当//局者迷”的一些东西。因为有些东西反而是敌对者抓的最准。
最早的研究者大多以传统文人自居,在他们的叙事里,一系列事件都是湖南大经师个人权力欲驱动的,和中国传统文明相矛盾。他们认为这种尝试,是对中华文明的对抗行为。有些激进的人进一步认定,这些事情都是引进西方思维的后果。所以只要恢复传统文化,限制个人野心,就能消除这种事件再次发生的可能。
但这个论述,理论上漏洞很大,一直在面临质疑。比如自由派学者就反对这个论述。
这些自由派主要是持西化倾向的、传统的自由主义者。他们研究认为,湖南大经师的种种尝试,并不是对传统文化的否认,相反,儒道法墨兵各家的理念,几乎都能在他的尝试中被找到。
随着研究的增多,和狂热的褪去,很多研究者反而发现,“反传统”只是一个外壳。湖南大经师与诸子百家为代表的传统文明,有深厚的渊源关系。他的政治主张和行动,不是对传统的抛弃,而是一种“以传统反传统”式的升级改进。这种方式,中国古人也用了很多次了。
自由派因此认为,传统派属于吹牛。湖南大经师比他们自己,都更能代表这个“中华传统”。而湖南大经师的各种尝试,也不见得就是出于权力斗争需求,而是带有很深的传统道德情节,有很大的理想主义成分。
所以,在这些历史事件中,中国传统文化不但没有阻止他,反而是他施行各种举措的助推力。哪怕真的回到古代,这些诸子百家也会更倾向于他,而不是进行辩护的“传统文人”们。
自由派由此认定,中国的本土文明是没救的。
所以,必须继续坚持追随西方,学习“现代思想”。依靠从清末到民国,引进的自由、民主、平等、科学等西方倡导的先进精神,压制本土落后思维,才能杜绝类似事件。
但是传统自由派同样有巨大的理论漏洞。因为湖南大经师这套理论,同样是西方启发的结果。实际上,中国近现代的相关理论受法国影响非常大,尤其是五四前后引进的各种思潮,最成功的实践者就是湖南大经师他们自己。
质疑者认为,自由派最传统的理论就是法国人那套,但问题是法国人自己,按照这种理论,就搞出了大革命和雅各宾派。(在欧美港台那边,这个事件“恶劣”程度和大清洗、wg是一个等级的)。
因此,他们质疑,启蒙运动对于湖南大经师的尝试,到底是抑制还是推动。要知道,当年正是卢梭“教出”了罗伯斯庇尔,现在中国人也跑去学启蒙,推崇“德先生、赛先生”(民主与科学),但很可能正是这二位先生,导致了后来一系列事件。
3.0那一章,我们就说过,不同的“西方文明”差别也是非常大的。而且随着法国的衰落和话语权的丧失,“西方先进文明”也出现了精分的现象。有一些概念,就变成了不能细说的东西,因为如果仔细追溯历史,很容易发现它在如今的话术体系里是自相矛盾的。(比如前面提过的老话题,卢梭对自由的定义)
这里的问题就是,在平时大多数时候,“国际主流舆论”遇不到这种问题。大多数人根本不会想这么深,只要按照对自己有利的部分强行圆上就行。但遇到湖南大经师这类话题,需要仔细剖析,用理论去解析理论的时候,就麻烦了。
在这个话题上,最大的尴尬点在于,湖南大经师自己,不仅是传统文化掌握的最好的那批人,也是学习西方文明最深入、水平最高的那一批人。洋人经师们自己辩经都辩不过他。
——而且还是当年那些真有经学水平的洋人,现在这帮人……
因此,他的理论和行事逻辑,比“主流舆论”的理论逻辑更坚实。用主流政治正确思路去剖析它,主流政治正确自己就出问题了。
其实批判湖南大经师各种尝试的最好方式,就是马主义和历史唯物自己,因为他那些尝试,明显能看出来,都跳的太厉害了。但港台和海外研究者(也包括同系统的一些大陆人)又不能公开学习、使用这些,所以,基本都只能用上面这两种思路,进行批判和宣传。
进行简单论述的时候(比如网络上的一些浅显宣传),这两种思路还能用。但对于深入研究者来说,理论问题依然没法解决,而且这两种思路自己都会打起来。
一些人干脆声称,湖南大经师是“马克思加秦始皇”,融合了中外最有效的理论,所以就没法按“中外对立”的常规套路,从单方面批判。(这个比喻也挺不准确的就是了……)
为了解释这个问题,就得引入宗教。
对这个领域,湖南大经师确实没怎么涉足过。而且,他对于理解宗教模式和教徒思维,似乎也不怎么擅长。你看面对尼赫鲁的时候,他就看不透人家想啥了……可见,在印欧宗教的巅峰面前,湖南大经师也是有弱点的。
这些人我们可以叫“教徒派”,基本上是近些年出现的美式新自由主义者,尤其重视宗教。他们换了个视角,以求解决以上两种思路的问题。
“传统文人”(这个时候主要是港台新儒家了)的理论认为,西方人带来的“现代性”反而导致了以湖南大经师为代表的共产主义等各种问题。教徒学者对此表示承认,但他们指出,这个“现代性”不是正统的西方文化特性。相反,西方最核心、最本源的文化——宗教,一直没有被认真引进。传统自由主义者的问题也是如此。传统文化的最大问题,或者说和西方最大的区别,就在于宗教思想。但是,中国近代逐步引进西方的进程,引进到政体和意识形态之后,就停了。由于恰好把最重要的东西漏过去了,西方思想才没能压制本土的落后性。
中国的问题源自远古,湖南大经师思想的本质是“以人为神”,这一点在很古早的时候就有了。之后,不管是儒家的“圣人”,道教的“仙人”,佛教的“觉者”,都是让人成为神,是对人和神位格的混淆,所以都不能纠正这个问题。
近代(世界史的近代),洋人带来了基督教,才给了中国人纠正的机会,但大家都不以为意。
耶稣会在中国很早就开始传教,但利玛窦等人不坚持原则,放宽要求,结果只教了技术,没有让大家学到宗教信仰的本质。
梁启超等早期启蒙知识分子,接触了西方知识,但只是有选择地引进,还加私货。梁启超等人的“新人”之类的观念,和之前的“圣人”如出一辙。他们依然抛弃了基督教理念,还在坚持老一套。
而民国时代的“新派”知识分子,包括出国留洋的那些,也是如此。研究者发现,当时中国留法学生曾经广泛向法国知识界提出询问,请教当时的一众知名哲学家、文学家等人,中国到底学习什么才能实现启蒙。法国学者推荐的还是理性、自由、民主这类“法国传统思想”,这些思想经过归纳概括,形成了新文化运动时期著名的“德赛二先生”理论。但没人给他们讲宗教的重要性。
而最后,马主义在西方没有成功,却在中国发展起来,也是因为中国的环境里缺乏宗教要素,导致人对神的普遍不敬。这是中国和其他文明相比最大的特色,也是这个区别产生的根源。
这个就是4.0章节说的“傲慢”的问题。而中国的种种行为,是傲慢这个罪行最经典的体现之一:扮演上帝。
在神学层面,扮演上帝可以分为两种,一种是扮演创造的上帝。
这个说法大家应该经常能看到,尤其是生物学爱好者,因为目前欧美对现代生物技术主要的批判就是从这个领域出发的,天天担心研究生命创造生命是不是“人试图扮演上帝的角色”。甚至在文学作品中,这种思路也经常能看到,属于反派标配了。
但“扮演创造的上帝”其实不止是生物上,社会上也是适用的。试图绕过神,依靠人自己,创造一个完美的社会秩序,也是严重的罪行。共产主义思想,恰好就是这一类,因为它的理想本质是“抛开上帝的、人建立的凡世天堂”,所以必然受到教徒派的憎恨。
(这个不是说,共产主义社会的要求太高,不可能创立,强行硬上会出事——这是中式的实用主义思维。神学上的意思是,你在思考、研究这个理想,就是犯罪,因为你在试图用自己代替上帝。)
另一种扮演上帝的方式,是扮演拯救的上帝。
这个对中国人来说更常见,最直白的称呼就是“解放”。但在神学层面,不管解放自己,还是解放别人,都是人救赎人的行为,属于扮演了上帝在拯救人这方面的角色,也是极大的罪过。
这两点都不是一般的不敬神,是直接去和上帝抢饭碗(你把人都给解放了,弥赛亚干嘛去)。所以,中国近现代的种种尝试,基本上把这些宗教罪名踩了一遍。
而且要考虑到,这一批研究者基本都是美国新教背景。天主教在这个问题上还可以妥协,把人解放人整合到教义里。但主流新教在宗教改革时期就确立的原则之一,就是之前说过的“唯独恩典”。他拒绝承认人有任何自我救赎的可能性(“人的全然败坏”),所以根本没有妥协的可能。
从新教角度看,近现代中国就是这么一种气死人的情况。(这也能解释美国为什么仇视共产主义。这不止是吊路灯的问题……)
新教背景研究者也注意到了湖南大经师被神化的情况。这一点上,不同人观点不太一样。有些人认定是他个人的野心,想成为神。这一派研究者喜欢把湖南大经师归类为“假神”,大概就跟圣经里面的巴力什么的差不多,按那个进行批判。
不过,这个理论同样也要面对上文所说的,文明背景的问题。因为很容易就能注意到,中国文明本身,从古到今都有这种“傲慢”传统。
最后的结论就是,建国之后的一系列事件,不是湖南大经师一个人的错,而是整个中国现代文明的错。所有中国人,和历代以来,直接间接建设中国现代文明的相关人士,都应该进行反//思。包括利玛窦、梁启超、法国人……大家统统都得反//思。
(当代话术中,反//思也经常是个有宗教意味的词,因为和救赎、原罪是相关的,遇到这种词,就得看语境分辨了。
其实类似的也不少,因为当代的舆论界,受欧洲尤其美国的影响很大,很多舆论用词都沾染了些宗教色彩。
像上文说的“解放”,“傲慢”,“自信”,原本只是普通的词,但有时候,就有人特别纠结,很大原因就是额外附加了宗教意味在里面。)
(这词还真是敏感词……)
而湖南大经师和现代中国文明,已经脱离这个评判体系了。
基督教体系里最坏的撒旦,也只不过是“要与至上者同等”。而中国这边甚至不是这种“神很尊贵,所以我要和神等同”的思维,是直接不把神当回事,抛开他不管了。这都不是什么巴比伦索多玛的问题了,属于撒旦都没你坏这个级别的。
这个领域的研究者也有很多成果,不过不太好归纳,因为普遍都有点神棍或者说癫狂(我见过一篇文章,在那儿认真论证三年自然灾害等于埃及十灾)。有些文章……不知道怎么形容,反正你把里头的“湖南大经师”替换成“伪帝”,把“上帝/神”替换成“四神”,能直接当邪教徒视角的战锤同人看。反正我是写不出这个味儿的……
反正我看了这么多资料,感觉是,研究中国足够深入的教徒,基本都会走向发疯。可能这是个普遍现象吧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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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面那几章我发现,写美国真实权力结构和合法性结构的部分,比写tg的都容易炸,也是很迷……
反对者对湖南大经师的研究,和神学对其的批判:
之前在查阅资料的时候,看到了不少对湖南大经师各种尝试的研究。
在港台和海外华人学者中,这类研究很早就是个显学了,大陆这边也有人跟进。这些研究有他们固定的视角,不过有一些研究的结果,其实是有点意思的。
对他们的研究进行研究归类,能看出来这些人的套路和逻辑基础,乃至看出我们这边会“当//局者迷”的一些东西。因为有些东西反而是敌对者抓的最准。
最早的研究者大多以传统文人自居,在他们的叙事里,一系列事件都是湖南大经师个人权力欲驱动的,和中国传统文明相矛盾。他们认为这种尝试,是对中华文明的对抗行为。有些激进的人进一步认定,这些事情都是引进西方思维的后果。所以只要恢复传统文化,限制个人野心,就能消除这种事件再次发生的可能。
但这个论述,理论上漏洞很大,一直在面临质疑。比如自由派学者就反对这个论述。
这些自由派主要是持西化倾向的、传统的自由主义者。他们研究认为,湖南大经师的种种尝试,并不是对传统文化的否认,相反,儒道法墨兵各家的理念,几乎都能在他的尝试中被找到。
随着研究的增多,和狂热的褪去,很多研究者反而发现,“反传统”只是一个外壳。湖南大经师与诸子百家为代表的传统文明,有深厚的渊源关系。他的政治主张和行动,不是对传统的抛弃,而是一种“以传统反传统”式的升级改进。这种方式,中国古人也用了很多次了。
自由派因此认为,传统派属于吹牛。湖南大经师比他们自己,都更能代表这个“中华传统”。而湖南大经师的各种尝试,也不见得就是出于权力斗争需求,而是带有很深的传统道德情节,有很大的理想主义成分。
所以,在这些历史事件中,中国传统文化不但没有阻止他,反而是他施行各种举措的助推力。哪怕真的回到古代,这些诸子百家也会更倾向于他,而不是进行辩护的“传统文人”们。
自由派由此认定,中国的本土文明是没救的。
所以,必须继续坚持追随西方,学习“现代思想”。依靠从清末到民国,引进的自由、民主、平等、科学等西方倡导的先进精神,压制本土落后思维,才能杜绝类似事件。
但是传统自由派同样有巨大的理论漏洞。因为湖南大经师这套理论,同样是西方启发的结果。实际上,中国近现代的相关理论受法国影响非常大,尤其是五四前后引进的各种思潮,最成功的实践者就是湖南大经师他们自己。
质疑者认为,自由派最传统的理论就是法国人那套,但问题是法国人自己,按照这种理论,就搞出了大革命和雅各宾派。(在欧美港台那边,这个事件“恶劣”程度和大清洗、wg是一个等级的)。
因此,他们质疑,启蒙运动对于湖南大经师的尝试,到底是抑制还是推动。要知道,当年正是卢梭“教出”了罗伯斯庇尔,现在中国人也跑去学启蒙,推崇“德先生、赛先生”(民主与科学),但很可能正是这二位先生,导致了后来一系列事件。
3.0那一章,我们就说过,不同的“西方文明”差别也是非常大的。而且随着法国的衰落和话语权的丧失,“西方先进文明”也出现了精分的现象。有一些概念,就变成了不能细说的东西,因为如果仔细追溯历史,很容易发现它在如今的话术体系里是自相矛盾的。(比如前面提过的老话题,卢梭对自由的定义)
这里的问题就是,在平时大多数时候,“国际主流舆论”遇不到这种问题。大多数人根本不会想这么深,只要按照对自己有利的部分强行圆上就行。但遇到湖南大经师这类话题,需要仔细剖析,用理论去解析理论的时候,就麻烦了。
在这个话题上,最大的尴尬点在于,湖南大经师自己,不仅是传统文化掌握的最好的那批人,也是学习西方文明最深入、水平最高的那一批人。洋人经师们自己辩经都辩不过他。
——而且还是当年那些真有经学水平的洋人,现在这帮人……
因此,他的理论和行事逻辑,比“主流舆论”的理论逻辑更坚实。用主流政治正确思路去剖析它,主流政治正确自己就出问题了。
其实批判湖南大经师各种尝试的最好方式,就是马主义和历史唯物自己,因为他那些尝试,明显能看出来,都跳的太厉害了。但港台和海外研究者(也包括同系统的一些大陆人)又不能公开学习、使用这些,所以,基本都只能用上面这两种思路,进行批判和宣传。
进行简单论述的时候(比如网络上的一些浅显宣传),这两种思路还能用。但对于深入研究者来说,理论问题依然没法解决,而且这两种思路自己都会打起来。
一些人干脆声称,湖南大经师是“马克思加秦始皇”,融合了中外最有效的理论,所以就没法按“中外对立”的常规套路,从单方面批判。(这个比喻也挺不准确的就是了……)
为了解释这个问题,就得引入宗教。
对这个领域,湖南大经师确实没怎么涉足过。而且,他对于理解宗教模式和教徒思维,似乎也不怎么擅长。你看面对尼赫鲁的时候,他就看不透人家想啥了……可见,在印欧宗教的巅峰面前,湖南大经师也是有弱点的。
这些人我们可以叫“教徒派”,基本上是近些年出现的美式新自由主义者,尤其重视宗教。他们换了个视角,以求解决以上两种思路的问题。
“传统文人”(这个时候主要是港台新儒家了)的理论认为,西方人带来的“现代性”反而导致了以湖南大经师为代表的共产主义等各种问题。教徒学者对此表示承认,但他们指出,这个“现代性”不是正统的西方文化特性。相反,西方最核心、最本源的文化——宗教,一直没有被认真引进。传统自由主义者的问题也是如此。传统文化的最大问题,或者说和西方最大的区别,就在于宗教思想。但是,中国近代逐步引进西方的进程,引进到政体和意识形态之后,就停了。由于恰好把最重要的东西漏过去了,西方思想才没能压制本土的落后性。
中国的问题源自远古,湖南大经师思想的本质是“以人为神”,这一点在很古早的时候就有了。之后,不管是儒家的“圣人”,道教的“仙人”,佛教的“觉者”,都是让人成为神,是对人和神位格的混淆,所以都不能纠正这个问题。
近代(世界史的近代),洋人带来了基督教,才给了中国人纠正的机会,但大家都不以为意。
耶稣会在中国很早就开始传教,但利玛窦等人不坚持原则,放宽要求,结果只教了技术,没有让大家学到宗教信仰的本质。
梁启超等早期启蒙知识分子,接触了西方知识,但只是有选择地引进,还加私货。梁启超等人的“新人”之类的观念,和之前的“圣人”如出一辙。他们依然抛弃了基督教理念,还在坚持老一套。
而民国时代的“新派”知识分子,包括出国留洋的那些,也是如此。研究者发现,当时中国留法学生曾经广泛向法国知识界提出询问,请教当时的一众知名哲学家、文学家等人,中国到底学习什么才能实现启蒙。法国学者推荐的还是理性、自由、民主这类“法国传统思想”,这些思想经过归纳概括,形成了新文化运动时期著名的“德赛二先生”理论。但没人给他们讲宗教的重要性。
而最后,马主义在西方没有成功,却在中国发展起来,也是因为中国的环境里缺乏宗教要素,导致人对神的普遍不敬。这是中国和其他文明相比最大的特色,也是这个区别产生的根源。
这个就是4.0章节说的“傲慢”的问题。而中国的种种行为,是傲慢这个罪行最经典的体现之一:扮演上帝。
在神学层面,扮演上帝可以分为两种,一种是扮演创造的上帝。
这个说法大家应该经常能看到,尤其是生物学爱好者,因为目前欧美对现代生物技术主要的批判就是从这个领域出发的,天天担心研究生命创造生命是不是“人试图扮演上帝的角色”。甚至在文学作品中,这种思路也经常能看到,属于反派标配了。
但“扮演创造的上帝”其实不止是生物上,社会上也是适用的。试图绕过神,依靠人自己,创造一个完美的社会秩序,也是严重的罪行。共产主义思想,恰好就是这一类,因为它的理想本质是“抛开上帝的、人建立的凡世天堂”,所以必然受到教徒派的憎恨。
(这个不是说,共产主义社会的要求太高,不可能创立,强行硬上会出事——这是中式的实用主义思维。神学上的意思是,你在思考、研究这个理想,就是犯罪,因为你在试图用自己代替上帝。)
另一种扮演上帝的方式,是扮演拯救的上帝。
这个对中国人来说更常见,最直白的称呼就是“解放”。但在神学层面,不管解放自己,还是解放别人,都是人救赎人的行为,属于扮演了上帝在拯救人这方面的角色,也是极大的罪过。
这两点都不是一般的不敬神,是直接去和上帝抢饭碗(你把人都给解放了,弥赛亚干嘛去)。所以,中国近现代的种种尝试,基本上把这些宗教罪名踩了一遍。
而且要考虑到,这一批研究者基本都是美国新教背景。天主教在这个问题上还可以妥协,把人解放人整合到教义里。但主流新教在宗教改革时期就确立的原则之一,就是之前说过的“唯独恩典”。他拒绝承认人有任何自我救赎的可能性(“人的全然败坏”),所以根本没有妥协的可能。
从新教角度看,近现代中国就是这么一种气死人的情况。(这也能解释美国为什么仇视共产主义。这不止是吊路灯的问题……)
新教背景研究者也注意到了湖南大经师被神化的情况。这一点上,不同人观点不太一样。有些人认定是他个人的野心,想成为神。这一派研究者喜欢把湖南大经师归类为“假神”,大概就跟圣经里面的巴力什么的差不多,按那个进行批判。
不过,这个理论同样也要面对上文所说的,文明背景的问题。因为很容易就能注意到,中国文明本身,从古到今都有这种“傲慢”传统。
最后的结论就是,建国之后的一系列事件,不是湖南大经师一个人的错,而是整个中国现代文明的错。所有中国人,和历代以来,直接间接建设中国现代文明的相关人士,都应该进行反//思。包括利玛窦、梁启超、法国人……大家统统都得反//思。
(当代话术中,反//思也经常是个有宗教意味的词,因为和救赎、原罪是相关的,遇到这种词,就得看语境分辨了。
其实类似的也不少,因为当代的舆论界,受欧洲尤其美国的影响很大,很多舆论用词都沾染了些宗教色彩。
像上文说的“解放”,“傲慢”,“自信”,原本只是普通的词,但有时候,就有人特别纠结,很大原因就是额外附加了宗教意味在里面。)
(这词还真是敏感词……)
而湖南大经师和现代中国文明,已经脱离这个评判体系了。
基督教体系里最坏的撒旦,也只不过是“要与至上者同等”。而中国这边甚至不是这种“神很尊贵,所以我要和神等同”的思维,是直接不把神当回事,抛开他不管了。这都不是什么巴比伦索多玛的问题了,属于撒旦都没你坏这个级别的。
这个领域的研究者也有很多成果,不过不太好归纳,因为普遍都有点神棍或者说癫狂(我见过一篇文章,在那儿认真论证三年自然灾害等于埃及十灾)。有些文章……不知道怎么形容,反正你把里头的“湖南大经师”替换成“伪帝”,把“上帝/神”替换成“四神”,能直接当邪教徒视角的战锤同人看。反正我是写不出这个味儿的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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